第四集 同性恋者自我认识的变化和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努力
音乐：“I am what I Am .....”
八十年代音乐剧【假凤虚凰】Le Cage aux Folles 风靡纽约，伦敦，柏林等欧美都市舞台。剧中两个同性恋主人公之一在这首歌中唱到：我就是这样，不须你赞美，也不须你怜悯。如果我的形象不合你的胃口，你难道就不能换个角度看人生？他还唱到，如果不能为自己有点自豪感，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虽然在前面三期节目中我们已经谈过东方和西方历史上同性恋的存在，以及一些文化对同性恋或多或少的接受。但在近代有人如此自豪地在大庭广众面前高唱自己是同性恋，三十年前恐怕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在这个系列的这第四期节目中，我们要探讨的题目就是这段时间里，同性恋者自我认识的变化和他们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努力。自然我们也就要听听几位置身于这个运动的人的声音。
这些变化的导火线，可以追述到1969年6月。那天晚上在纽约某些同性恋者光顾的“石墙酒吧”Stonewall 门外发生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当时在场，后来卷入到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里面的JimForrat 回忆说：
“历史从来都选不对地方的。谁都不会想到这么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会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那天我是路过，正巧就在我拐弯时来了一辆警车，停在这个我从来不会去光顾的酒吧外面。那地方确实烂透了，又是毒品，又是未成年的孩子。不一会，一群男扮女装的人围了一圈，开始向警察扔钢币。还有两个很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警察给其中一个带上了手铐，把她推到警车里。她却很不服气，在里面把车摇晃来摇晃去。因为警车门没锁好，结果让她又跳了出来。就在这一刹那间，突然天翻地覆，街上人都火了，警察反应又过了头。就这样，历史就全变了模样。”
对于“石墙事件”的意义，70年代初便投身于英国同性恋政治活动的PeterTatchell说：
“我觉得石墙事件是一个心理上的转折点。他本身是个比较小的事件，发生在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但是在政治上和感情上他对同性恋群体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因为同性恋者们表明他们不再任人摆布，而要求受到尊重。同性恋者在'石墙'酒吧外面进行的自卫反击，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它在全球范围产生了影响。同性恋解放运动当时在纽约兴起，随后传到美国其他城市，又传到欧洲，澳大利亚，以及许多许多其他国家。”
彼得．泰杰尔在当时也投身于激进的学生运动。他认为同性恋的运动当时是更广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掀起的时候，正是西方国家发生巨大社会动荡的年代。传统的社会秩序正在受到许多被排斥的群体的挑战。多年被剥夺了平等权利的妇女正在组织自己的运动，要求妇女解放。许多受到种族主义迫害的黑人开始为自己利益而斗争，要求种族平等。另外在别的国家，例如越南，人们则开展了民族解放运动，争取独立自主。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同性恋解放运动是争取正义，争取平等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
激进的同性恋者最初展开他们的运动时男女都在一起，不过后来女同性恋者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的政治活动。当时曾投身在里面，后来去中国湖南教过书学过中文的律师竺芳英回忆说：
“男女同性恋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这些男同性恋他们还是大男子汉，他们也压迫女同性恋。所以女同性恋就自己组织自己，就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女同性恋生了孩子的问题，那时候男同性恋不管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觉得这不是他们的问题。”
无论在70年代还是九十年代，对于同性恋改变社会态度，改变自己待遇的努力，并非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和同情。斯帝芬．格林作为英国保守党家庭运动的发言人说：“这里有一种很腐朽，对有关的个人来说是很堕落的生活方式。而且它在越来越腐蚀社会。我们决不能说人家私下在自己家里想做什么都可以。碰到乱伦我们不会这么说，碰到同性恋也不应该这么说。如果认为大家都是社会的成员，那么社会的一个成员腐蚀了，整个社会就会被腐蚀。”
格林认为，接受同性恋有碍社会稳定和将来的发展：
“争取同性恋权利的人要求让他们受到公开接受，并且接受他们的价值观，那我认为这是和稳定社会的需要背道而驰的。因为稳定的社会要考虑未来，做父母的要为孩子的将来做积累和投资。而同性恋生活方式追求的仅仅是享乐，是消费，而在今天的西方国家这种追求不仅限于同性恋者。它已经蔓延到了社会每个角落。”
不赞成接受同性恋的人也并非限于在各种政治社会问题上都持保守立场的人。在不少发展中国家，都有人把同性恋视作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带去的腐朽的东西。譬如曾经多年展开斗争，反对白人少数统治的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近年中就一直反对社会容纳同性恋。他最近在一次集会上采用了颇为尖锐的语言斥责同性恋：“如果猪和狗都能认准了对象，要是人还不如猪的话，那他们还能算人吗？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天应该认准正确的道路。...同性恋者，让他们在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去恋，在这里我们这里我可要让他们日子不好过!”(掌声，欢呼声)
穆加贝认定同性恋有碍社会安定和进步，然而在同津巴布韦毗邻的南非，情况却不一样。同样曾为反对种族压迫进行多年斗争的图图主教说，恐惧排斥同性恋的思想才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在曼德拉总统上台后的新的南非宪法中明确规定不能因为人的性取向而对他进行歧视。竺芳英律师为此感到振奋：
“在宪法里保证了同性恋权利的第一个国家是南非，不是美国、不是英国、不是欧洲，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们在南非，他们受了压迫，就了解少数人群的问题，南非的宪法可以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在有些发展中国家，主张同性恋权利的人甚至尽可能表明，同性恋并非什么西方才有的东西。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研究与教育中心的彼得．德鲁克尔说：
“假如你拿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为例，譬如墨西哥，那里在同性恋解放浪潮兴起之后，甚至要坚决回避英语说同性恋的单词Gay。因为这是从美国来的，所以他们根本不想碰。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形成了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团体。不过他们用的都是自己语言里的词汇。”
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华人圈子里，我也见到过不少人不大喜欢同性恋这个从外文翻译过去的单词。香港大学讲师周华山是【北京同志故事】等涉及中国同性恋的书籍的作者。他觉得同性恋这个词贬义的成分太大。他说：“我觉得在整个社会上已经非常严重地把同性爱丑化，你一看见一个同性恋者，只关心问的问题就是，你是玩前面还是后面的，你是怎么性交的，好象你只是性的动物，你纯粹什么地方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特别需要把同性爱的爱的部分强调，所以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在香港通常就是讲同志或者是讲同性爱。”
周华山觉得，使用'同志'这个词更有特殊意义：
“正好同志这个词在中文里头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词。国父孙中山先生有个名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所以我觉得同志这个词非常好，第一它有同性爱的同，然后就有大同社会、志同道合，我觉得他也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五十年里头，强调大家都是同志，就是革命的成分，我觉得拿用这个字过来，放在同性爱的社群里头的意思也是非常好的，就是说也是一种革命。”
过去二十多年中，争取同性恋权利的人的一个重要主张，是同性恋者应该公开自己是这种人的事实。现在仍然积极投身同性恋政治活动的彼得．泰吉尔解释了提出这种主张的原因：“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强调每一个个人出来公开自己同性恋这种身份的重要性。出来见证同性恋者处处都有的事实。我们感到，如果所有男女同性恋者都能开诚布公地谈论自己的性取向，那么周围的异性恋社会一方面会感到惊讶，但同时也会被迫承认我们是整个社会当中的一部分。事实也的确证明，如果一个人自己认识一位同性恋者的话，他同情支持同性恋人权的可能性就会大的多。最害怕同性恋，仇恨同性恋的人往往是那些一个同性恋者都不认识的人。”
对于泰吉尔的这种主张在其他社会，象华人社会中是否也是可取的，即便在赞成同性恋平等权的人中观点也并不统一。香港的周华山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棘手：
“我觉得在现在一个以家庭婚姻为本的一个社会来说，如果你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头，肯定是一个痛苦，如果你需要你希望是跟你的朋友，同性的朋友结婚或者是结合，住在一起的话，很公然地做的话，肯定会带来很大的痛苦，这个我没有很简单的解决的方法，当然我希望做的是希望带来整个社会的理解跟宽容。”
目前正在美国作研究的北京现代管理学院的万延海却似乎比较接受前面听到的泰吉尔的观点：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批人站出来，那么我相信说要来获得异性恋的所谓的大众社会的人的认同，比较困难。因为人们认同什么呢？人们认同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人们通常把它理解是魔鬼啊!那么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想有那么一批人站出来，无论这些人是优秀的，还是说不是很优秀的，甚至于是有问题的一些人，那我觉得，只要他是人，只要他能站出来，我觉得他总能去获得人们的理解。”
在这期节目中，我们看了看同性恋运动在将近30年前的崛起，介绍了参与这个运动的同性恋者自己的一些主张，也听到了反对接受同性恋者为社会平等成员的人的观点。下期节目，我们要把目光转向过去十多年中艾滋病对同性恋者的危害影响以及其他关系到同性恋者的健康问题。但到第六期也是最后一期节目，我们还要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年同性恋者社会处境的变化和未来的趋势。
拿英国本身来讲，同性恋的地位无疑有了很大改善。不过在伦敦一个为同性恋者提供法律咨询的中心工作的律师竺芳英并不认为英国进入了什么莺歌燕舞的年代。我们以她的话结束这期节目。
“从我自己来说，我不觉得进步很多。因为我们现在谈的问题是谈我们同性恋的权利，我们是人，别人要的东西，我们也要。所以其他的人他们已经有这个权利，但是为什么我们男女同性恋没有这些权利？为什么我们还要斗争为了这些问题？我们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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