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同志电影节又一次以更快的速度跌倒在北大的怀抱里（后来转移到大山子），据说是具有道德敏感性一老头告密，同性情欲表达之脆弱又一次拨动敏感的心，人们早已经知道北大早已不再是“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世外桃源，可结局还是让人失望，在第一届夭折的同志电影节四年之后，我们悲观的看到，在此一层次上，没有任何变化。我还清楚的记得一女生对围在一起没有离去的同志们说：我们学校不让大家在这里逗留，大家散去吧。还是北大的政治觉悟强，高估了同志们的政治勇气，要集会吗？要示威吗？不过是喜欢闹的同志模仿这位女生的神情向大家表演而已，不过是密谋著把告状的老头强奸了，游行示威的方式对于中国大陆的同志们来说还太陌生，深思熟虑的同运积极分子们也认为这种模式不合国情，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勇气也仅至于想问一下那个女生：不让谁在这里逗留？明明那里是那么大一片场地，有那么多非同志都在那里。我第一次感受到因为我的性身份而被躯赶，而且是在北大。于是乎，我开始更加关注表达，因为那将意味著再一个四年后我是否还会被驱赶？而让人失望的是，在某些冠冕堂皇的表达中我看到了所谓的自由、所谓的宽容、所谓的科学是半吊子的，一如可以在北大举行两次以这样方式结束的同志电影节。

　　早就听说了刘达临和鲁龙编的这本《中国同性恋研究》，知道圈子里有很多不满，我看过了之后几乎是“出离的愤怒了”，觉得写下这篇东西简直是跟说１加１等于３的人在辩论，在这个意义上我承认该挨打的是我，可是想到在北大被驱赶的经历气就不打一处来，以至于接下来的语言都可能会过激，不管了，先说一下总体印象吧：这本书的错误比他的字数还多。（贡斯当在读到柏克于1790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后直截了当地指出，“该书的荒谬之处比该书的字数还多。”）

　　这本书是在做广告吗？而且广告都涉嫌违法。让我先引所谓的同性恋病人的几句话：“一年多来，我的个性也在不断地改造之中，工作、人际关系都比较顺利，我们全家都要感谢您，我还要继续努力，决不辜负医生的期望。”“虽然有时还出现对同性的爱恋，但次数已经减少了，对女性不再反感（虽然她们对我还是缺乏吸引力）。我有信心和医生配合彻底地改变自己变态的心理，恢复本来的我。”“这次从杂志上看到南京鲁龙光教授能治这种病，我才下决心根治。”“您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带来了生命之光，您像上帝一样把阳光和慈爱赋予世间万物，把您的医术和爱心给了我们许多病人，永远感谢您。”“我把自己的切身经验写下来，但愿它能给同性恋者带来信心和勇气……我已看到新生活的希望，我将充满信心去克服一切困难。”“不久前，看到报上报道你们这里（指南京脑科医院）治这方面的病很有成效，我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了。”看到这些文字我们觉得很熟悉，在大报小报电视上都可以看到，治疗成功的病人对医生感恩带德，而且这种现身说法的软性广告被国家三令五申要禁止，如今已经入侵到学术圈子里来了吗？我很怀疑，刘教授所强调的学术的可读性也是增强这种广告的传播效果，也许我们不应该忘记书中一直提醒我们的南京脑科医院心理科，或者还不应该忘记鲁医生。我想这样的广告效应应该很不错，而且是跨时空的，多少年以后这本书做证，曾经给同志“患者”带来“福音”的机构和医生，看看为了让大家适应社会，有长远的幸福，让大家受了多少“不得不”的痛苦。

　　所以，尽管我很生气，也可以说是三十二块钱买回来的气受，不过我觉得很值，当年福柯做研究说到医学对身体的权力技术的时候还要去故纸堆里翻档案，我们可爱的专家很坦率地一一披露圈子里的所谓“上大刑”：“打针不久我出现了反应，这时我全身发软、恶心呕吐。”“到后来连睁眼睛都感到困难，我强忍著，这次治疗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当病态出现时，我还是把它跟呕吐联系在一起，看来治疗是有一定效果的。”“后来医生给我打了针，几分种之后我开始呕吐……连胆汁都吐了出来……好不容易熬到治疗结束了。”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治疗的关键词是“呕吐”，所以厌恶疗法也可以叫做“呕吐疗法”，我都怀疑这样的做法会不会是一种虐恋的培养方式，而且帮助治疗的模特从病人的痛苦中是否感受到了快乐，甚至医生是否也有快乐。医生让潜在的同性恋病人看到了治疗效果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却从中看到了侵犯人权的大刑伺候，当年同性恋被作为罪犯受到惩罚的时候也没有哪个权力可以明目张胆地对同性恋者这么做，所以还是福柯说得好，权力不是被占有的，而是被运做的，毛细血管式的权力无处不在。不说你是罪，我说你是病，异性恋霸权不通过国家强制手段了，换了一种策略，挟医学专家的专业权威来强制同性恋屈服，而且很要命的是这种屈服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这也是专家们向我们的解释，说同性恋在2001年已经实现了非病化，为什么还要治疗呢？是因为还有自我不和谐的情况，这一小尾巴只不过又一次对美国当年的做法亦步亦趋而已，已经引起很多批评，自我不和谐的异性恋有没有？这里专家还耍了一个小花招，认为心理治疗既可以设法增加异性恋的欲念，又可以克服其内心的同性恐怖，保持同性恋关系。可是后面的所列举的所有的“病历”全是治疗同性恋“痊愈”成异性恋的，看来当年留的这个小尾巴确实害人不浅，让一些医院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帮助同志们建立自我认同，反而扰乱性身份认同。专家的第二条理由彻底坦率，说“从性的生物学起源上来说，只有异性恋才是正常的”，又一次以生殖为原因来贬低同性欲望，认为他的研究是要消除不幸，而这样的不幸在他看来就是想成为异性恋而不得，所以变成异性恋是釜底抽薪的解除痛苦，我相信有同志认同这样的理念，这也是“自愿”说的一些基础动因，然而接下来我要证明的是，这样的自愿是虚妄的。

　　之所以说这样的选择并非完全自愿，是因为专家和同志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种所谓的自愿是建立在专家话语的霸权之上，就象我们去医院看病，本来不是病，但医生让我们做很多检查，我们也很难拒绝，因为那个时候你把自己交给他了，他带著你跳舞，如果专家强调同性恋有那么多家庭环境和教育的不良影响，同志本来的自卑感就会加剧，而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发现医生被神化的因素是存在的，几乎就是一个“巫婆”的角色，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要进行这样的催眠是太容易不过了，而医生很清楚，如果同志们接受了过多的同志不是病的理念，他的治疗会是彻彻底底的失败；“这一理论认为同性恋是一种自然现象……这一理论很受同性恋的欢迎，也可能是同性恋扭转困难处境的主要原因所在。”我在书的旁边加上了一句话：这也是治疗同性恋的医生要失业的原因所在。所以这也是我从本书中得到的一个结论：一个人不可能治疗同性恋，又赞同为同性恋驱除污名。更不可能同时为一部分同志增强同性欲望正当从而跟社会和谐，又为另一部分同志增强异性欲望，因为专家认识到了，要改变欲望就必须丑化同性倾向，因为很难想象认为同志完全正当的人可以忍受痛苦改变倾向，而事实上在治疗的过程中，医生在增强“病人”改变的决心：“医生应该从患者的情感入手，通过疏导他们逐渐认识到性倒错行为对个人及家庭的严重后果，促进他们决心与医生紧密配合……“医生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去疏导他们，使他们认识到这样的行为对自己造成的严重后果，从而保证治疗的继续进行。”说自愿很假还因为专家要培养病人“自我分析”、“自我誓约”、“自我命令”、“自我禁止”，这自我背后是专家的强势话语和类似于宗教甚至巫术的手段，而在病人的反馈材料里也大量出现自我检查，发誓同以往的自己决裂，视医生如父母上帝这样的话，这些，有一些历史感的中国人都不陌生。如果医生可以随意改变人的性倾向，我打赌他的生意会很好，有同边异也会有异变同，还会有变了之后再变回来，变著玩呗。

　　我觉得专家太狠了，他几乎要提出这样的口号：“预防同性恋，从娃娃做起！”他要对同性恋斩草除根，除恶务尽。他认为“同性恋不可治也不可防”是偏见，打死他呀想不到还有“可治也不治可防也不防”的可能性吧。人们往往用“求同存异”的态度来看待生活，把异见人士只看作不得已的容忍，可为什么不可以把不同看成是一种值得积极追求的事情呢，“参差多态，幸福之源”，什么都追求人人一样，这才是同志受歧视的心理基础，而专家一方面在强化一致，又在强调宽容，这不是半吊子的宽容吗？真服了他了，为了预防同性恋要进行胎教、对儿童进行科学的大小便训练，还分年龄进行第一和第二关键期预防，他对社会性别的视角完全是陌生的，表现出惊人的无知，要求父母给孩子尽可能完美的角色形象，而这种对男外女内男强女弱的判断完全是在加剧刻板印象，而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又和恐惧同志在深层次上相联系。而专家对于文艺的审查也是不可容忍的，也是本书的矛盾所在，书在前半部分谈到《金粉世家》中少爷和有戏子的暧昧关系被剪说到了社会理解同性恋之难，而后边却担心文艺作品中的同性欲望把青少年变成同志，事实上这也是本书前刘后鲁的断裂之处，很可悲的是鲁教授的治疗同志的所谓“科学”败坏了原本就犹豫著理解同志的刘教授，使得本书的品位大大降低，也使得反面教材的形象愈加突出。事实上关于文艺作品培养性向的说法很有必要反思，这个世界异性恋文化无远弗届，而同性欲望仍然蓬蓬勃勃，又有谁可以说是什么电影电视书籍影响了上一代人的同志欲望，而如果小孩子的性倾向可以通过这些而改变，那每一个异性恋都要问一下自己是否是强制性异性恋，而非自由选择的产物，而之所以再一次说到半吊子的自由和宽容是要说，你怎么可以既平视同志又治疗同志，如果说同志的声音和表达可以和异性恋平权，又有多少同志需要求救，所以治疗就是建立在异性恋一家独大在相当长时期难以改变，媒体的同志声音微乎其微使得有效健康信息难以传播，于是有些医生就做了救世主。

　　最后我想说的是半吊子科学，科学是不容质疑的，是强势话语，尤其是自然科学又是所谓的硬科学，可是一个常识是，科学在同志问题上名声不佳。本书的前言中也说了，曾经同志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古希腊不是，在传统中国也不是，以前没有同性恋者，只有同性恋行为，而为同志命名的同时，医学作为科学开始为人们分类：告诉我你是什么样的欲望，我告诉你是什么样的人，以至于福柯反对这样的思路，说为什么不可以以快乐来代替欲望，以至于快乐无罪这样的消费主义口号也带有了几分革命性，解铃还需系铃人，科学终于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为同志解套，在中国也亦步亦趋，说同志是病呀，当然也学著美国说同志又不是病了，甚至学的那个像呀，连不和谐的同性恋这条尾巴都可以在西方找到渊源，很可气的是，这样的改变在中国总是那么悄无声息的，没有太多的讨论和辩驳，以至于非病化三年后还有这样的谬种流传，以至于多年后一跟领导谈到同志问题，他们都会问说：同志在那里呢？这真是一个悖论呀，领导禁止同性恋有平等的言论表达，领导又说看不见同志，而这样的看不见是有著所谓的科学优生优育的基础的，怕带坏了小孩子呀。可多少年来新闻资讯不顺带给同志们自我认同和选择朋友的困难谁来负责，如今专家又要利用这些来治疗预防，真是雪上加霜。要父母防范同性恋和要父母支持同性恋二者水火不容，所以治疗同志的专家话语和同志的诉求格格不入，一个要进一步开启蒙昧，一个努力使得蒙昧继续。拉上一个医学专家，扯更多的数字分析，想让这本书有更多的科学性，可惜却使得这本书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刘教授很看重这些资料，说“如果不通过本书公布，实在可惜了”，我承认不公布太可惜了，多年后人们想研究同志遭受的治疗苦难将无迹可寻。刘教授提到鲁龙光教授在研究过程中所遭受的打击与嘲讽，所有的关心同志事业的人士都应该反对这样的打击和嘲讽并有著感同身受的悲悯，可是刘教授念滋在滋的闯禁区的勇气一样要接受同志圈子的挑剔，毕竟这不是一群小白鼠，我也不同意说同志研究同志是当局者迷，因为一般意义上讲，同志对异性恋的了解远多于异性恋对同志的了解，如果你认为是相反，我会说如果你是对的，那同志幸福死了。这本书为了科学性对同志进行了很多分类，对同志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治疗同志的语境下这样的分类都显得可恶，和没有意义，而通过数字得出来的结论也显得可笑，说什么中国同性恋的平均文化程度高，说什么文化程度越高，情感需要越强烈，说什么高文化倾向有口腔倾向的需要，而低文化的有肛门需要倾向，先不说对错，有什么意义吗？还有把对乳头的迷恋看成是恋物倾向，天那，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了，异性恋对乳头偏好呢，从这些可以看出来作者对于一些性领域里的常识太无知，对于先天与建构之争太盲视，还是生殖器中心主义，而这同异性恋中心主一脉相承。虐恋很典型地体现了欲望的非生殖器中心，全身每一个部分都可能成为某人的敏感带，当年的小脚女人更是被很多文墨客称颂，花鞋喝酒。我说作者是半吊子科学因为他中了科学的蛊，列了很多数字为自己的结论做证明，可是在我看来那些数字完全是类似于辩论会上的那些数字，仅仅是一种修辞而已，让书看起来更科学而已，但是作者在数字中得到的想要的结论是有限的，这个时候他就把科学踢开了，比如他的所谓预防应该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然而这一段话暴露了科学的可有可无：“严格说，应该承认如果仅仅从以上回答来测定同性恋者在幼年时所受性刺激后出现的性兴奋程度，从方法上说还缺乏检验其信度和效度的手段，但是从理论上说幼年期基本上属于性的朦胧期，如果同性恋者在幼年期受了性刺激而产生性兴奋是事实，那么应该认为同性恋者在其性心理、性发育过程中与一般人有不同之处，这也可能是他们倾向同性恋的原因之一。”作者最后也说了“认为同性恋不能矫正或有把握矫正，都不适合目前的科学发展状况”。可是这种没有把握的治疗就敢信誓旦旦很有效？就敢把这么多溢美之辞通过同志的口加诸自己身上，被治疗的同志是不是被当作实验品，是否有知情同意书，我猜是没有的，原因上文已经一再重复，医生知道必须让“患者”有信心“治疗”的效果才会好，所以整个就是愚民政策，而这样的政策可以实行就是因为大环境有太多的无知，网络上太多的信息难以通过传统媒体让更多的人知道。性学专家潘绥铭教授在一次讲座中说：“以前自己讲了太多的什么性科学一类指导别人怎么生活的东西，他说现在他要忏悔。”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性学专家的境界也开始有了明显的不同和分道扬镳，很可惜的是科学也在败坏人的胃口，败坏人的性欲。王小波说：“革命对于性欲的影响就像乙肝对胃口的影响。”科学不也是吗？而这种半吊子的科学还不如不用科学。

　　有一个“患者”在说到治疗的时候说到医生让模特的生殖器在自己嘴里运动，并且注射了药物：“（模特）每动一下就想呕吐，后来我呕吐的越来越厉害，此时，我心里烦他，不愿含他的生殖器，在医生的劝说下，我还是继续含著，心里其实是真的难受，只想呕吐，以至看到他的生殖器就想呕吐，只想早点结束这种痛苦。医生要求我回忆过去我最喜欢的人时，我久久回忆不起来，即使想起一些，也都模糊不清。”如果我今天的批评有点狠，请原谅我，我实在不能原谅有人这样在肉体和情感上打击我的同胞，这跟诱奸有什么区别，而且还试图修改一个人的记忆，而且说是他自愿的，历史会感谢这本书，白纸黑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