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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知 来自：桃红满天下 发布时间：2005-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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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亚地区，同性恋一直是个禁忌话题，但在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开放的迹象。
４１岁的马拉比卡在政府部门里担任电脑工作者，但多年来一直过着双重生活。她在工作单位里用真名，而用假名出现在业余帮忙的一个女同性恋互助团体里。她和同性伴侣在加尔各答东边的一个公寓里共同生活了半年。她的同性伴侣也一样过着双重生活。
“当我们刚开始去银行申请房屋贷款时，银行说我的朋友不能作为共同申请人，因为共同申请人必须是配偶。去年，银行终于放宽了限制，我的伴侣也成了共同申请人。”马拉比卡说。
在社会风气保守的印度，同性关系仍然被列为非法，因此象马拉比卡这样的女同性恋者一旦亮明身份，确实走过了一条漫长而神奇的道路。
目前，已经有一些大城市出现了同性恋社区的开放迹象，但恐同情绪仍然非常严重，而印度又是一个父权思想极为深重的社会，因此女同性恋者在承受社会责难和法律惩罚方面的处境更为不佳。在很多省份，她们受到家庭和外人骚扰后，有人选择了自杀。
马拉比卡和她的伴侣算是幸运了。“我们受过教育，并且在种姓上有着优势。”其中一人说。
马拉比卡的父亲是名工程师，母亲是个家庭妇女。她１７岁时意识到自己是名女同性恋。１８年后，当父母急切地为她寻找婆家时，她终于坦白了真相。
“当时母亲说不懂我在说些什么，要他们了解这些确实需要时间。”马拉比卡说。
五年前，马拉比卡和另外五名女同性恋者创立了一个名为萨福的女同性恋互助团体，取名自古希腊的著名女诗人。她们设立了一条热线，出版杂志，还出面打一些人权官司。
现在，热线已经成为她们通往印度女同性恋黑暗世界的窗口。多数来电的女同性恋者说，她们在父母的逼迫下进入了包办婚姻，而当她们告白自己的同性恋倾向时，往往会被丈夫、父母或者亲戚赶出家门。很多来电者缺乏自尊，认为自己肯定有什么严重毛病。
“我正常吗？我和其他女人一样吗？请告诉我。”一位身心俱惫的来电者问道。
另一位恐慌的男士则来电问：“我妻子说她是同性恋，你们能够治好她吗？”
萨福热线有一名心理学家把持，她给哪些惊慌失措的女士──以及男士──提供咨询。
该团体说，恐同情绪在印度非常严重。马拉比卡说，一旦父母得知女儿时同性恋，她们就会去找医生。“医生一般会叫这些女孩去游泳、做饭或者做针线活。‘这样她们就能够重新成为女孩了。’医生会说。父母于是通常将女孩带回家，再将她们锁起来，禁止她与外界接触。”
很多被赶出家门的农村女孩逃到了城市。马拉比卡记得一位２８岁的女孩跑到加尔各答来和她的同性伴侣团聚，她目前在一家美容店工作。四年后，一度疏远的父母来看望她，并接受了她与同性伴侣的关系。
在加尔各答这样的大城市，对同性恋关系的接受程度稍微好一些。就像全球其它地区一样，印度也出现了日益壮大的同性恋运动。
“现在大城市的开放程度好多了，但恐同情绪仍然非常普遍。”３１岁的剧场演员拉非吉尔·海戈表示。
也就是说，像拉非吉尔这样聪慧年轻的男同性恋者一旦在媒体亮明身份，他就会失去一些朋友，原因之一就是同性恋者仍然被视为具有侵掠性。拿拉非吉尔来说，他的朋友圈里有一对所谓的“自由派”艺术家夫妇，当后者在电视上看到拉非吉尔谈论同性恋话题后，马上与他断绝了来往。“他们一得知我是同性恋，马上不再和我说话，也不让他们的儿子和我交往。那位母亲还对我说：‘假如我的儿子变成和你一样的人，我会去自杀的。’”
不过同性恋者现在亮明身份确实比以前要容易一些，光在西班加罗尔省的东部就有九个男女同性恋互助团体。1993年，拉非吉尔热心参与了其中一个团体的创立，他说在过去的三年里，该团体的外展工作接触到本省的五千多名男同性恋者。两年前，他还在加尔各答组织了同性恋狂欢节，从那以后，该庆祝每年都举行。在持续四个晚上的狂欢节上，有关同性恋的舞台剧被上演，一些成员开始辩论与社区有关的议题，有关的书籍和杂志也在售卖。
去年还有三百名男女同性恋者走上加尔各答的街头，举行了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同性恋者自豪游行。
但同性恋者的生活并不容易，很多人会在工作单位受到嘲笑，找伴也很难。绝大多数男同性恋者只是在灯光灰暗的街道和公园里游逛，经常会有一些警察来找麻烦，无非就是为了得到一些钱财贿赂。
“找伴非常难，我现在还没有一个永久伴侣。有时候我觉得非常孤独。”负责一个互助组织的３６岁的帕凡·达尔说，“而且还有很多高危行为。这不是一个很愉快的境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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