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专家向来一言九鼎，在同性恋议题上也不例外。不过，经常有些挂着某某家头衔的人士不经调查研究或头脑思考，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先前曾有一位医生以社会学家的身份自居，称同性婚姻将使一些异性恋者出于经济原因而“被迫成为同性恋者”，并说“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都普遍存在”；一年前，南京有人要用氨水来“治疗”同性恋。

　　这回则轮到山东师范大学的张仁玺教授展示无知者无畏的气概，认为复旦大学开设同性恋课程“有哗众取宠之嫌”。他认为，由于文化背景、风俗习惯、道德认知等因素，目前在中国同性恋人群还相对较少，比欧美国家发生率要低很多，社会舆论对此的关注也并不集中，所以同性恋在中国尚未形成一个社会问题，“开设这种课没有必要”。
　
　　同性恋人数确实在任何国家都属于少数人群，但不见得在中国的发生率就比欧美国家低很多。假如张教授逛一下中国一些城市的同性恋酒吧的话，肯定会惊讶得瞠目结舌：何以平地冒出这么多同性恋者？我还可以用亲身经历来说明。几年前我在美国一家银行工作时，全公司有三百来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同事，男女大约各半。在这一百多名中国男同事里，光通过网络相互结识的男同性恋者就有十一名，有两位甚至同组共事半年多，直到在一次同志聚会上相遇时，方知对方是同志。不过还没有听说哪位是因为出国后受美国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道德认知等因素的影响而变成同性恋的，都是自性成熟始就是如此。

　　当我对一名要好的中国女同事说起公司里的这些同志朋友时，她大感惊异，说怎么一点都看不出。确实，同性恋者并非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怪物，也没有在额头上刻字表明自己喜欢同性，他们一出酒吧，走到街上时，就和张教授一样，都是平淡得不能再平淡的常人。当媒体公布中国同性恋者的人数超过三千万时，网民们纷纷惊呼媒体在造谣惑众──这就是对同性恋缺乏了解而产生的无知与惘然。其实，同性恋者就在每个人的周围，我们的亲戚、朋友和同事中就有，只是社会压力迫使他不得不封闭内心，不得不戴着异性恋的假面具出现在你我面前，于是你我就误以为同性恋者远离自己。

　　张教授认为同性恋在中国尚未形成一个社会问题。其实社会问题早就存在，只是没有凸显，也没有演变为公开冲突而已。很多同性恋者心理压力无以抒解，生活在压抑中；超过８０％的成年同性恋者进入异性恋婚姻，不仅使同性恋者本人在情感生活上作茧自缚，而且让异性配偶无法享受到充足幸福的夫妻生活；社会压力下的同性恋人群处于隐秘状态，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很多人频繁更换性夥伴，导致了该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是普通人群的二十倍，而且给预防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对同性恋者的敲诈勒索以至人身伤害时有发生，但很多同性恋者因为面临社会歧视而忍气吞声，这更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至于说到舆论对同性恋议题的关注，在生活权益日益受到尊重，个人权利意识日渐觉醒的当今中国，同性恋必然会进入媒体的视野，目前已经显山露水。对于围绕着同性恋的社会问题，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象以往那样加以压制，而是应该改“堵”为“疏”，以促进社会和谐。而这番工作的前提之一，就是正视同性恋的存在，探知同性恋者的生存状况和需求，而这需要政府、大众、学术界和同性恋人群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复旦大学在国内首开同性恋课程，可谓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何来哗众取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