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正在评选年度十位风范大国民，公开同志身份的上海律师周丹和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入选２５位候选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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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凤凰网关于两位候选人的介绍：
杜聪
他是一位才华横溢，但却又敏感、温柔的年轻人。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士，哈佛大学东亚所的硕士，著名儒学家杜维明的学生。他曾在华尔街工作，是个事业有成的银行家，在年仅27岁的时候，他就当上了瑞士一家银行驻香港的联席董事，2年后，他又成为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可3年前，在事业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他却辞去了所有职务，在周围人一片诧异的目光中，开始了自己一项新的事业——救助艾滋孤儿。
今年37岁的杜聪，出生在香港，初中毕业后随父亲移民去了美国。在美国的十几年，杜聪亲身经历了一个社会从艾滋病初发到高发的过程，当他在中国内地看到艾滋病蔓延的势头时，他迫切的感觉到必须做些什么。
2001年底，杜聪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内地关注艾滋病人士高耀洁，在对河南几个艾滋病高发的农村进行了探访之后，杜聪被眼前的情况震惊了，他感慨道："我从来没有见过人间的一切苦难如此密集在那么小的一个村庄里。"看着眼前苦难的人们和孩子，杜聪落泪了。但杜聪意识到，除了那些贫病交加的艾滋病人，更加需要关注的是那些艾滋孤儿们，杜聪亲眼看到有的孩子，把"仇"字刻在手臂上，立志长大要去找血站的"血头"报仇。很多孩子早已没有了家庭温暖，没有正常的接受教育，如果缺乏社会关注，不仅他们未来的成长很成问题，也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隐患。于是杜聪将那些艾滋孤儿们作为了自己首要的帮助对象。
早在1998年，杜聪就发起成立了"智行基金会"，从事艾滋病预防工作。所谓"智行"，就是"将智慧付诸行动"。2001年后，杜聪逐渐发展出一套"智行救助体系"，并将艾滋孤儿列为其主要救助对象。近三年来，已有超过2000名孩子从中受益，其中有20多人还考上了大学，对于其他的孩子，智行救助体系也将帮助他们寻找就业机会。很多人都问杜聪，放弃金融业的优越职位，而从事又吃力、又不挣钱的救助工作是否后悔，杜聪说他不后悔，他最幸福的时候就是被一群孩子团团围住，听孩子们叫他"杜叔叔"。
周丹
2001年的某一天，周丹，一个小个子的中国律师做了一个决定。他在中国网站上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希望他的坦诚可以改变人们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周丹以真实姓名在网上表白带来了一个非预期的结果。中国各地的男同性恋者开始向他寻求法律帮助，他们曾在工作场所受到歧视、被敲诈勒索甚至遭到关押。于是周丹成为了中国同性恋者权利的主要代言人。他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还在复旦大学新设的中国首个同性恋社会科学研究生班讲课。曾有学生质问他："你不觉得同性恋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传播疾病、毁灭人类吗？"周丹平静地直视对方的眼睛，回答道："我想说一句话，可能会令你不悦——将来，如果你有了孩子， 你的孩子就有可能是同性恋者。那么你会怎么去面对？"
1997年，中国新刑法颁布，成年同性间双方自愿的私下性行为，不再属于法律干预范畴。这一跨越，完成了一些发达国家历经数十年走过的艰难路程。2005年，媒体向同性恋话题开放了空间，大学对同性恋研究的沉默也被打破，一个以隐秘为特征的时代结束了。周丹说，"中国同性恋从《东宫西宫》时代走到了互联网时代。前者是孤独而危险的，而后者，拥有一个相对开放的公共空间。
2004年，中国卫生部门在世界艾滋病日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在中国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当中，男同性恋占第二位，仅次于吸毒人群。学术界和卫生部门不得不开始关注同性恋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模式：要防治艾滋病，就要对这个人群进行行为干预。
周丹开始关注艾滋病问题，他觉得如果他能够维护艾滋病人的权利，那么总有一天他也能够维护同性恋者或其他人的权利。
2005年6月27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将周丹形容为中国的同性恋者权益律师，可是在周丹看来，做中国同性恋维权，还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周丹一直希望能在反歧视诉讼案中为同性恋者进行辩护，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起诉人敢于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身份。周丹想把自己的法律专业与同性恋知识的推广工作结合起来，但是这条路很艰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