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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云云 来自：北京周报 发布时间：2005-1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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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歧视与偏见正在慢慢消除，然而，“走出柜子”的路却依旧漫长
四年前，《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中，同性恋（包括双性恋）不再划归为精神疾病。12月16日，第一届中国同性恋文化节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终究没有举办成功，但这一活动的策划初衷就表明中国同性恋者想要“走出柜子”的决心。而在现今的中国，人们对同性恋的偏见和诋毁也正在消除，她们逐渐开始学者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1997年，1997年10月1日，新《刑法》开始实施，流氓罪作为类别被取消，传统上包含鸡奸（通常用来针对男性同性恋者之间的一些行为）的罪名不再存在。这种做法，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同性恋非刑事化的一个实质性举措。2001年，同性恋不再被划归为精神疾病，是同性恋非病理化的一项突破。
2005年6月12日，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同志自豪月庆祝活动。北京、沈阳、福州等不同城市的同性恋者，在这一天以放飞风筝的形式庆祝自己的节日。在北京，9命活动参加者在八达岭长城上放飞彩虹风筝，活动进行的非常顺利，每位参加这还得到一个证书予以纪念。而第一届北京同性恋文化节虽然没有能够正常举行，但是举办者还是安排了小规模的同性恋文化展和歌舞表演。这次文化节由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崔子恩牵头举办，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理事万延海人筹款专员，朱日坤任总执行。
同志，本来作为一种战友间的相互称呼，现在已经被中国的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自我指代的一个称号。在google里搜索“同志”这个词，人们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发现，如今，在中国大陆，同性恋者的活动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闻。同性恋酒吧，洗浴中心和各种形式的会议，以及繁盛的网上虚拟社区都成了他们聚会和放松心情的好场所。同性恋者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在公厕和公园里遮遮掩掩的聚集。
童戈，一位社会学家和同性恋故事作家，热情洋溢的召唤着：同志们要用自己身体的热量来化解冰冻的大地。而此时，尽管障碍很多，中国有关方面的专家也在极力说服最高立法机构能够允许同性恋结婚。
张北川是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教授，并且也是一位知名的中国同性恋研究专家，曾经指出中国的同性恋人数应该在四千万左右，这个数字比卫生部在2004年底做的估算多出了30到35千万。张教授还是2000年马丁奖的获得者。如此庞大的一个数据，大约是整个西班牙的人口，也将不能再被社会所忽略。
“我喜欢我自己”
刘柯（化名），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国区的一位税务顾问，他告诉《北京周报》，自从发现自己是同性恋以后，他从未尝试过想要掩盖自己的性取向。和过去老一辈人不同的是，像刘柯这样年纪的年轻群体更加愿意向朋友表露自己的生活和感情经历。穿着入时的刘柯很为自己感到自豪。“我的朋友们都说我需要被保护，”他笑着说。刘柯还表示，他从未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不公正的待遇。
“我身边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我，并能接受我的性取向，”刘柯说道。对于那些不喜欢男人表现成女性的模样，他非常淡然地说，“我喜欢我自己，对于那些不喜欢我的人，我会尽量远离他们。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尽管刘柯在北京这个大城市里生活的无忧无虑，但是他也遇到了和中国千千万万名其他同性恋者同样的问题：不敢向父母透露自己的同性恋取向。
在《北京周报》做的调查中，记者发现家庭成员往往是最后得知事情真相的一个群体，同时也是同性恋者最难以启齿的一个群体。这种观点在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和历史渊源，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的一句话便可以证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郝挺，北京大学大二的一名学生，说道他的大多数朋友都知道他是同性恋者。在北大这个充满自由的学术气息的校园，兼收并蓄早就是北大的一项传统。但是，尽管在校园的日子过的轻松自在，郝挺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不知如何告诉父母，也怕他们受到打击。中国的同性恋者大都不愿意告诉父母事情的真相，怕让他们失望，因为他们如果和同性结婚，就无法生儿育女。
正如张北川所说，绝大部分的中国同性恋者都感到最对不起自己的家庭。其实只要他们能够生儿育女，父母们一般都能接受他们是同性恋者这个事实，因为中国有种“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生育观。张北川也补充说，“但是你想，和一个你不爱的人结婚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享受生活”
安逸先生是北京10Bar (10酒吧)的老板，他向《北京周报》讲述了1998年自己帮助朋友建立北京第一家女同性恋酒吧的故事。安逸的一位朋友的酒吧因为经营不善和交通问题而濒临倒闭。安逸凭着对同性恋群体的熟悉，向朋友建议可以尝试把酒吧重新改装一下，把目标市场锁定在女同性恋消费者。“在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敢在大街上或者媒体上大张旗鼓的作宣传。朋友之间的相互传递成了聚集人气的唯一方法。”安逸回忆道。
在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城的第一个女同志酒吧的生意突然变得异常火热。特别是在周末休息的时间，还有很多外省市的女同志或者乘飞机，或者坐火车的都来到这里聚会，因为只有在这里，女同志们才能找到自己的群体，并彻底的放松自己。然而因为女同性恋者人数较少，而且购买力也不是很强，这个酒吧最终还是歇业了。“和其他女人一样，女同志们在闲暇时间也喜欢呆在家里而不愿出门，”安逸也向我们解释了另外一个原因。
南京等地的心理学专家曾经做过一项关于同性恋现象的调查，该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大陆同性恋者的人数上，沿海多于内地，男同性恋者多于女同性恋者。该报告还指出，同性恋者的智商比一般人要高一些，而且93%以上的同性恋者都接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因为受教育程度高了，人们也就更加清楚自己的心理和身理需求，”张北川教授解释说。
中国同性恋者中愿意公开表明自己性取向的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除了一种对父母难以启齿的困扰，他们在大城市里享受着自由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如果你两三年前要采访我，我肯定会用一个绝对的‘不’来回答你。因为就在两三年前，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态度还不像今天那么开明，”安逸说道。他把同性恋者的生存状况比喻成“黎明前的黑暗”，他坚信，中国同性恋者的将来一定会像北欧国家那样美好，而且政府也会通过一项允许同性恋结婚的法案。
安逸也坚持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大规模禁止同性恋。“我有很多客人是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你觉得他们这些人能够同意政府起草一项法案来禁止同性恋吗？同性恋者的前景一定会很光明。”在10Bar这个充满中国古典韵味的地方，同性爱者能够完全的卸下面具，彻底的放松自己。
现在，据安逸的调查，北京至少有十家以同性恋为主题的酒吧。此外，数以百计的同性恋网站更是同志们结识新朋友、联络老朋友的好地方，几乎每个大中城市都有自己的同性恋交友网。
“大家都想着该怎么挣钱，”上海Vogue酒吧的老板Tony说道。“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打扰别人。而且随着社会的开放，他们从外界接受了很多新的信息，所以现在对于同性恋者，他们也不会感到特别奇怪和难以接受。”
中国著名的复旦大学2005年开设了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的同性恋研究课程，去听讲座的学生人满为患。“以前的课程都集中在一点：如何在同性恋中防范艾滋病的传播。但是现在，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个新的课程来帮助同学们从社会学角度来认识同性恋，”为同学们做讲座的高燕宁教授说到。“我们还希望同学们能消除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帮助他们树立对同性恋者正确公正的看法。”
同性婚姻
马陆，中国科技大学的一名辍学生，从未想过他的同学朋友们能够接受他的同性恋取向。从一开始，马陆就为自己在面具下的生活而感到压抑和痛苦。终于有一天，他再也受不了这种折磨，就告诉了一个最亲密的室友。尽管马陆平时一些女性化的表现经常会被同学们开玩笑，但是听到他亲口说出来自己是同性恋者，室友还是吃了一惊：“什么？你是同性恋？不可能吧。”于是这个室友就开始张罗着帮马陆介绍女朋友。而他也慢慢发现，马陆对女生没有一点兴趣。而马陆也像以前那样，勤勤恳恳地为宿舍打扫卫生，认真的学习各门功课。渐渐的，大家都知道了马陆的同性恋取向。令马陆惊讶的是，同学们并没有对他有想象中的那种讥讽与嘲笑，而更多的则是同学们对他的感情生活的关心。经常会有同学关心的问，“和男朋友关系怎么样了？”或者开开玩笑，“是不是又换男朋友啦？”朋友和同学的关心更增加了马陆的自信：“我是男同志，我很骄傲。”
中国大陆很多愿意走出“柜子”的同志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复旦大学教授高燕宁说到，同时指出，中国的父母们更愿意接受孩子们的性取向，而不愿因为这个原因而失去他们。
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政府允许他们结婚这个议题更让他们感兴趣了。他们急切的需要一纸证书来证明，他们愿意成立家庭，并且为这个家负全部责任。
“这个社会和法律没有给我们负责任的权力啊！”双性恋者李焰说道。在北京女人街的星吧路的彩虹酒吧里，李焰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无奈。
同样在彩虹酒吧，这个女同志主题的酒吧，拔剑（化名）说：“没有人知道我多么愿意为我和我‘老婆’的将来负责。我愿意守在她身边，一直到老。但是，因为没有法律的允许，而且也因为社会的压力，她离开了我，我不怪她，但是我们也就没有可能永远相守下去。”说到自己的感情经历，拔剑不禁黯然神伤。
张北川教授告诉《北京周报》，根据他的研究，同性爱间的关系一般能维持30个月，而异性恋者间的激情也只能维持三年左右，过了这三年，异性恋情侣要么就跨入婚姻的礼堂，要么就分道扬镳。“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婚姻法的约束，异性恋情侣到最后会怎样发展呢？有谁会知道呢？”张教授说。他的研究表明，75%的同性爱者都希望找到一个固定的同性伴侣，而已经找到，并已经开始一段稳定生活的还不足5%。
采访过程中，马陆开玩笑的对《北京周报》记者说：“我们同性恋又不会生孩子，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超级多的国家来说，不正是一个好消息吗？”
他的观点恰好印证了李银河关于同性恋婚姻的提案。李银河曾经在2000年和2004年两次把同性恋婚姻法提案送交人大常委会审查。在提案中，她分析说，“从历史和跨文化的研究看，凡是人口增长压力较大的国家，对同性恋一般都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而人口稀少的国家对同性恋则比较严厉。这是因为人口中有这样大的一个人群不生育，将对国家的人口状况产生直接影响。据统计，男女同性恋人口在人群中会占到3%到4%，在中国就是3900万-5200万。由于没有同性婚姻法，这些同性恋者大多数会同异性结婚生育。如果他们可以与同性结为生活伴侣，将有这样大的一个人群不生育，有利于我国人口控制。”
2000年8月，中国修改新婚姻法征求意见期间，李银河首次提出了在新婚姻法中给予同性恋者平等的空间。为此，她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将现行婚姻法中‘夫妻’字样改成‘配偶’；二是新增一部同性恋婚姻法案。”尽管到目前为止，她的提案还没有被采纳，但是李银河对同性恋婚姻的将来依旧乐观。
在《北京周报》采访过程中，同志们还提出媒体要多报道同性恋的有关新闻，并且他们还提倡能公开放映一些有关同性恋的影视作品，比如像《蓝宇》这样的电影。这样不但能够慢慢消除人们对同性恋的歧视和偏见，还能让他们感受到同性恋情的美好与纯真。
目前，只有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加拿大通过法律确立了允许同性恋者结婚的法案。南非最高法院也在2005年一月认可了同性恋婚姻，并给该国议会一年的时间来扩大同性恋者关于婚姻方面的权利。其他的国家都或多或少的给予了同性恋者合法关系的权利。1999年，法国出台了一项旨在维护不分性别同居者的权利的政策。而德国也通过立法赋予了同性恋者“生活伴侣”的身份。“这是一个国际立法潮流，”李银河教授指出，“中国一定会赶上这个潮流，不管前面有多大的阻碍和困难。”
“我相信人们最终会接受这个观点：每个人都有爱和被爱的自由和权利，不管是同性爱者还是异性爱者，”张北川说，“因为，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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